2020年的1月是不平静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蔓延，无数批医疗支援队入驻湖北，各省陆续1级防控，春节期间，各大公共场所及娱乐场所关闭，严防聚众式传染，人们走亲戚拜年改为网络拜年，在足不出户的这段封闭时期里，一群特殊的群体——作家与诗人群体，他们是怎么面对这次疫情的？

访谈嘉宾：邓翔，1963年出生于四川营山，为“第三代”诗歌的源头性诗人，1983年与赵野、北望（何继明）、唐亚平等大学生创办诗歌刊物《第三代人》，成为“第三代”诗人的宣言和最早的诗歌文本；1985年，诗作收入由万夏、杨黎、赵野主编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第三代人”专辑中。1988年与赵野、向以鲜、杨政等人编辑诗歌报纸《王朝》；1991年曾参与钟鸣、赵野和向以鲜主持的民刊《象罔》的编辑；曾翻译普拉斯、博尔赫斯、昆德拉的诗歌和随笔；著有个人诗集《南方》、《废园的植物》。1990年代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在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上百篇学术论文，出版4本学术专著，先后游学于哈佛、剑桥和慕尼黑大学，目前担任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欧盟委员会授予的“让·莫内讲席教授”。

1.疫情防控期间，您的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邓翔：说来可笑，疫情刚开始不是感到不适，而是兴奋，像学生时代的夜晚，校园突然停电，大家玩得理所当然，所有的计划——旅行、研究、工作全部停摆。但渐渐地，局促的空间、逼仄的生活使我感觉不适，我开始不断上网搜索疫情的进展，通报人们的音讯，聊看外部的世界，就像T.S. 艾略特在二战伦敦空袭中，暗自观察伦敦地铁里躲藏轰炸的人们那样。最后我发现，良善的人是如此良善，英勇的人是如此英勇，卑鄙的人却如此卑鄙，生命卑微、脆弱！

2.在此期间，原来的写作计划是否被打断或者由此开始新的写作计划？

邓翔：我的写作常常是没有计划的，往往随心而为之。尤其是有关疫情这样“大事件”的写作，我不知道怎样处理，尽管有人约稿，却难以下笔。不过，在疫情最为紧张的时期，总觉得应该做点事，有责任做！我没有写诗，而是写了四篇有关疫情的政策建议给上级政府部门，尽管没有产生作用，但仍觉得有意义。四篇政策报告中，有针对“家庭隔离”的弊端，提出尽快进行排查疑似患者、“单独隔离”的建议，提出紧急征用武汉机构和大学楼堂馆所作为“隔离场所”的建议，有关于紧急调整春节返程时间的建议，有关于支持民营企业渡难关的建议。写政策建议的时候，导演李杨兄（电影《盲井》《盲山》《盲道》的导演）一直给我出主意，他是艺术家，他的观察非常犀利，尽管他不是公共医疗方面的专家，但现在看来，我们许多的讨论都触及到了这次疫情的实质。由此，专业判断不仅是专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眼界，需要热诚、责任和同情心。

3.在此期间，您读了哪些书或作品？

邓翔：网络世界充斥着喧哗与骚动，而书籍是有效的冷却和清新剂。实际上，既是做得再好的公众号，也只是书籍的简本和碎片。在我们的时代，阅读越来越像一件高贵的行为，尽管我也常常沉迷于微信之中。

疫情期间，我随性翻看了一些书，而认真读的书还是一些历史书籍。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相信经济学方法的优势在于其“均衡”分析的手段，能有效地分析经济社会中的个体和总体行为。但现在我越来越感到，经济学存在的最大缺陷是回避历史问题，他的“均衡”，也只是短暂时间的均衡，难以解释历史事件的长期作用和影响，例如，我们仍无从知晓的“北美贩奴”的长期效应，未能料想“大跃进”和“文革”的持久效应。疫情中，我又把曾读过的历史著作拿出来读，包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真正认真阅读的还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更深认识到文明的兴起、繁茂和衰落，真正感受到文明的脆弱，许多偶然事件就会打断文明的进程，例如一场瘟疫（黑死病）就改变了整个欧洲和世界。

另外，我也阅读了一些诗歌，印象最深的还是阅读秘鲁诗人巴列霍的《人类的诗篇》（赵振江译本），他的诗有巨大的冲击力，你会为他的愤怒、悲伤和火焰一般跳跃的意象所震惊。现在来看，他的诗艺应在聂鲁达之上。他描写了对家庭中的父母之爱，兄弟之爱，深深地打动了我。

4. 在此期间，您的写作有怎样的进展或者调整，变化？

邓翔：不是因为疫情，而是因为父亲在疫情期的突然离世改变了我的写作。在家里，我是幺儿和独子，从小与父母感情深厚，母亲、父亲的相继离世，我才意识到真正“家”的丧失，才意识到，父亲生前是那样爱我，但却那样无助！也许就像疫情中，无辜失去亲人的无数家庭一样，家的大厦崩塌了。我打算写一组诗，名字叫《父亲笔记》，来回忆与父亲一起生活的过往，最后一首摘录如下：

《父亲笔记》之八

我梦见过的二月的清晨

一只碗形的天空，在雨后

破裂。你蓝色头盖骨的

底片，没有了小溪，也没有了湖泊

“空的，空的”，呼吸机在急促地低语

你灰白的头发舔着火焰，

“唉，什么也不要说出

世界本身就是空空的仓库”

你喉咙的咕噜声融化着去天边的路。

5. 通过这次事件，您觉得，一个作家应如何面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

邓翔：疫情防控期间，大家都在传颂着作家加缪的那句话，对于瘟疫，首先的品质是需要诚实。我想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是同情心，在人类大家庭中，不要去夸耀你的“作业”做得多好，不要去看别人遭受的无妄之灾而幸灾乐祸，不要以邻为壑。最后一点是责任，作为作家揭示真相，关注弱者是起码的道德和良知。鲁迅的一段话就表现了这样的责任。诗人胡冬将这段话做了分行，我们更能体会到诗的意味。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

屋子里显出

微明，我大略一看，

熟识的书堆，堆边的

未订的画集，

外面的进行着的夜，

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

都和我有关。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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