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1月是不平静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蔓延，无数批医疗支援队入驻湖北，各省陆续1级防控，春节期间，各大公共场所及娱乐场所关闭，严防聚众式传染，人们走亲戚拜年改为网络拜年，在足不出户的这段封闭时期里，一群特殊的群体——作家与诗人群体，他们是怎么面对这次疫情的？
访谈嘉宾：张桃洲，1971年生于湖北天门，2000年12月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中国现代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出版《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语词的探险：中国新诗的文本与现实》等论著。获首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等。入选2011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1.疫情防控期间，您的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桃洲：这次春节，跟往年春节一样，我原打算回湖北老家的。正准备订票，看到当时关于疫情的舆论已经开始涌动，尽管大家还不明就里，但我跟家人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取消了回乡计划。现在想来略感“庆幸”，要是回去，多半是“陷”在里面了——当然，倘若回去，跟亲人们一起经历那些窘境，何尝不是另一番值得珍视的人生体验呢。其实，疫情对我本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平时就比较“宅”，疫情爆发后，除去大家都感到的拘束和不便外，对我而言就是添了一个“宅”在家里的理由。每天一如往常地看书、写作、翻译，仅仅增加了一件事：浏览疫情信息。
当然，从深一点来说，影响肯定是存在的。此次疫情汹汹、传播如此迅捷和广远，如此切近和具体，立即让我们要做的所有事情（包括读书、写作）都有了很不一样的情境和背景，并且无疑也改变了我们的心境。虽然我们从书本上得知，人类历史的相当部分实际上是由战争、瘟疫及各种天灾人祸等“负面”因素构成的，可是一旦我们亲睹或置身其间，感觉就会很不一样。在此期间，我也不止一次产生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焦虑和愧疚，看着日益严峻的疫情特别是家乡众多亲朋好友遭受的煎熬，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此外，由这次疫情衍生的种种新症痼疾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尚无力对之进行回应，就不谈了……
2.在此期间，原来的写作计划是否被打断或者由此开始新的写作计划？
张桃洲：我的本职是教师，在高校里还有一项任务是做研究、写论文。说到写作计划，确有几篇论文正在写或准备写，不过我写东西一向很慢，常常几个月、一年甚至几年完成一篇论文，所以谈不上写作计划被打断。主要是心境发生了较大改变，本来在踌躇、在“懈怠”，这下更要思虑一下研究、写作的前提与指向了。写诗之于我是偶一为之的事，期间难免为各种人物和事件及问题所触动而滋生诗绪，但我不打算立即写出，更不会把它们列入“新的写作计划”。
3.在此期间，您读了哪些书或作品？
张桃洲：由于涣散和懒散，论文写作确实搁置了，这期间就集中做两件事情：关注疫情和读书。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诗歌，所以除了预先准备读的理论书籍外，还有意读了一批中外小说特别是中国当代小说，包括陈忠实（《白鹿原》）、史铁生（《务虚笔记》）、王小波（《黄金时代》）、王安忆（《纪实与虚构》）、韩少功（《暗示》）、阿来（《尘埃落定》）等“主流”（指进入文学史叙述）作家和几位较“偏”（不广为人知）作家的作品（有些是重读，但那几部关于瘟疫的名著这次没再读），不光是为了消遣，也是想借机从整体上回看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进展，比照一下1990年代以后的小说和诗歌的情形——我们知道，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内部各个文类之间及与其他文艺乃至人文学科之间，保持着较密切的互动关系，但后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总体感觉是：1990年代以后的小说并不像有些人指责的那么不堪，还是有些不错的作品的，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或以更高的期待视之，它们也许仍然显得贫弱。这一状况其实跟1990年代以后的诗歌是一样的，因为如果从更宏阔的视野来看，中国当代诗歌的不足也很明显，这大概是整个当代文学乃至文化本身的问题。我以为，若说中国当代小说有什么贡献的话，应该不是叙事技巧、主题开掘之类，而仍旧在语言表现力的拓展——尽管在这方面它确实逊色于同期的中国诗歌，像很多人判断的那样。
阅读过程中，有两件作品印象尤深：一件是《物性论》，为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所作，真是一部令人惊叹的巨著，古人关于“物”的认知和智慧至今依然富于启发性，即便从“诗”的意义上说，它也有其独特之处；另一件是《棋王》，它曾经带给中学时代的我难以磨灭的震动和感动，后来也偶尔拿出来翻看，某天上午我花两个小时慢慢地把这篇篇幅不长的小说重新读了一遍，仍然很受震动和感动——为文字间溢出的历史和人性的气息。
4. 在此期间，您的写作有怎样的进展或者调整，变化？
张桃洲：正如前面所说，这次疫情让许多事情面临着考验、发生了改变。至少对于写作者而言，也许不仅仅是调整写作思路或状态的问题，而是这一事件怎样促使其重思或追问写作的条件，那应该是更重要、更紧迫的。我这学期给本科生、研究生各开了一门课程（网络教学），都与诗歌有关（本科生是关于写诗、研究生是关于读诗）。上第一次课时，我讲了一段“开场白”，兹摘录如下：
各位其实已经看到，我们这次通过网络上课，跟以往上课方式不一样。这一阵想必大家已经了解了这次影响全球的疫情。我想说的是，此情此景、我们这种特别的上课方式，既是我们上课、互动交流的背景，也是我们自身生存的处境。我们的课是关于诗歌写作的，你们首先应该明白，实际上，写诗也好、谈诗也好，从来不是一件仅仅封闭在书斋里的事情，而是与我们所处的具体情境、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和感受联系在一起的。后面我还会提到，写诗的基本功能就是表情达意，只有内心生发了强烈的感触、体验，你才会想到要将之付诸笔端，才能写出也许能足够打动人的作品。
我想，面对这次严峻的疫情，是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的，因为没有人生活在真空里、没有人完全冷血的。古人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这话可能不一定对，在这儿说也许不太合适，因为优秀的诗歌作品并不非得需要苦难来激发，反过来，苦难也不一定能够催生伟大的作品——也就是说，现实的“不幸”和诗歌的“幸”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或对应关系。不过，我相信这次疫情灾难（里面的一些人和事、种种芜杂的信息），将会极大地丰富你们的人生体验——不管你是否处在疫情严重的地区——让你们对世界、对社会、对生命产生一些新的理解，对未来萌生一些新的期待。
虽然我们也许还没有能力对这突如其来、传播迅速、造成巨大危害的疫情及其包含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思考，还无法即刻将这场灾难及受到的冲击转化为写诗的素材，但置身于这场灾难形成的强“磁场”（氛围）中，至少我们可以思索：就写诗而言，写诗这一行为本身与这场灾难——我们处境能否形成关联？如能，其关联究竟如何？我们是否需要修正我们入思、写作的方式？我们今后写诗的动力何在？正如我们也许要重新检视生命的意义，重新看待甚至重置自己与现实、与他者的关系，我们也要重新考量内在和外在于写诗之中的诸多方面（历史、语言、修辞等）。譬如，写诗能否促使我们更加敏感于美国作家、学者苏珊•桑塔格所说的关注“他人的痛苦”？即，写诗是否有助于增强远离灾难核心区域（场景）的我们的“共情”能力？……
话说得似乎有点沉重和严重了（你们中有些人大概从没写过诗），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置身于历史之中，让它磨砺我们的诗思和词语吧……
5. 通过这次事件，您觉得，一个作家应如何面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
张桃洲：首先我想表明一点，我不很认同几天前一位学者在一篇文章中显示出的（也许是下意识的）“精英”态度，他认为疫情期间普通民众想要的是“岁月静好”、而作家有更高的对“尊严和价值”的“追求”。虽然我也主张任何时候作家都是时代生活的冷峻的审视者，有着自身的某种“责任”，具有与所谓“一般人”不一样的质素，但不应将作家的身份标签化，甚至无谓地神圣化。我不赞成任何原由的对作家和文学的道德绑架或自我圣化。
这次疫情防控期间，有不少作家、诗人以日记方式记录着各自的观察和思考，我对他们表示敬意。众所周知，有的作家（如方方、六六）的日记引起了争议。一个作家的创作受到争议很正常，尤其处在发生“社会重大事件”的情境中。这里我不打算评价具体某个作家的创作及其引发的争论，在我看来，争论一般是由误解造成的，往往是一方拔高、一方贬低了对作家创作属性的认知，给它附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意义，二者都是对作家创作的单一化的偏离。
我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言和行的关系。很多人（作家、学者、政治家等等）的著述可被视为一种“言”，各种公告发布、新闻报导也可被视为一种“言”，“言”可以很动听、很高调、很蛊惑人，但从“言”到“行”，中间隔着一道莫大的鸿沟，“言行不一”、“知易行难”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俗语。我本能地质疑、拒斥一切看似光鲜的“言”。比如，一个自我标榜的“自由主义”者，很可能会以“自由”之名行党同伐异之实，用自己的“自由”压制他人的“自由”（说到这儿，我头脑里马上浮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几个名字，而不只是罗兰夫人）。这次疫情让我们听到了多少令人或惊悚、或振奋、或愤慨、或悲哀的“言”，同时也目睹了多少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实”，见识了多少明目张胆的恶行、堂而皇之的丑行。那些“言”与“行”之间的关系如何？很值得细细思量。而“言”“行”脱节所暴露的，更多的是各种“平庸之恶”。诚然，“平庸”者也在陈说或转述着他们的悲悯或愤慨，这是他们的权利，但他们的姿态令人生疑，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占据了一个道德制高点，洋洋得意地挥舞“正义之剑”，或以抛洒同情之心实现自我感动——我不知道他们的道德优越感从何而来，是源于义正辞严的幻觉、还是满腔悲情的渲染？我这人比较悲观，我预料疫情结束后，社会将重回大量“平庸之恶”的制造与维护：人云亦云、斤斤计较、蝇营狗苟……不一而足。
我认为，作家面对“社会重大事件”，要做的主要是两个方面：重新设立写作的前提，学会进行分辨与反思。后一点即是一种理性精神，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这次疫情期间满天飞着的真真假假的各种说辞让人眼花缭乱，需要冷静地辨析。就前一点而言，这次疫情同此前几次“社会重大事件”一样，催生了难以计数的文字泡沫。除那些让人一下回到几十年前的标语口号外，在诗歌创作方面，那些跟风的、硬写的、浮夸的、故作姿态的……所谓“抗疫诗”，连同那些谄媚的、不痛不痒的、沾沾自喜的针对“抗疫诗”而写的所谓评论，不仅在眼下、而且就整个当代诗歌而言，绝非是无害的，至少可以说它们污染、损害了汉语，其程度并不轻于历史上多次对汉语的污染和损害。令人不安的是，为何“社会重大事件”情势下的某种恶性“法则”——将语言的锤炼让位于粗疏的表达冲动，或以牺牲诗艺为代价凸显主题——屡屡生效？事实上，在任何时候，“写”对于诗人来说都是难的，写作者面临的首要难处便是语言问题，进言之即为其与汉语的关系问题。写还是不写、为什么写、如何写等等，都要在这一前提下进行判决。太多人（包括那些不乏真诚的写者和油滑的功利之士）过于轻易地做出了选择并付诸实践，其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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