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所有的诗歌都是在地铁内完成的，一次访谈中，我戏称这种状态为“在地铁中体验世界的不安，在地下观照地上的漂浮”。交流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一个密闭而又拥挤的空间中，如何将诗歌这种个人化的、自由化的载体自灵魂中释放出来呢？通常情况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我知道什么是诗歌，如何创作诗歌，就不会沉湎其中，唯有未知才值得探究。

我个人的观点，诗歌一定是属于神的，至少是神秘的。我对诗歌与日常经验密切相关的观点，抱有疑问，如果一定有关，只可能是语言的、事件的而非逻辑的。伽达默尔虽然提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通过知识表达出来的，但如果让我修正这句话，会加上一句“赘语”：诗歌是一种例外。诗歌有自己的自主性，它不是关乎我们生存的特殊的知识，而是一种精神体验，一种自己与内心的对话，一种神话式的欢爱。对诗歌而言，任何确切的、模式化的解释都是肤浅甚至错误的。

说到这里，诗歌创作与地铁有什么关系呢？关系不大，如果有，那就是浮世的拥挤和喧嚣不该改变我们的内心，亦即唯有诗歌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安静的、避世的场所。当处于人潮人海中，唯有诗歌才会或才有资格将人烟／人间的东西视为尘埃乃至无物。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安静的东西就是诗歌，安静是仅次于神的东西——必须标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无论如何找不出一个词能代替对诗歌特质的界定。也就是说，我们创作诗歌时，内心首先要安静。这意味着，内心首先无欲，无垢，惟其如此，我们灵魂之中流露出的作品才能让人屏住呼吸。这和绘画一个道理，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满纸云烟，甚至能通过线条的曲张浓淡看到笔墨乃至内心的纵横俾阖，但本质是安静的，王羲之的笔意，倪云林的山水，无非安静二字。仅此二字，万千众生穷其终年也望尘莫及。

故而，如果我们把在地铁中写作视为一种修行，把有物视为无物，作品才可以在神和人／自然和我之间流动。而这种流动是对官能化、快餐化、平面化的日常主义诗歌的拯救和摈弃，当然，也绝非以自由幻想为名对想象力进行无限制挥霍。只是想说，在浮世之中，我们不缺少热闹、扎堆和小圈子报团取暖，而是需要做一个精神的行者、语言的使徒，以最单纯、最决绝的状态将自己献祭给诗歌。虽然在具体创作中，我并没有回避历史意识、社会意识这一类大而化之的问题，但绝不是为了片面的批判、遣兴或语词嬉戏。事实上，诗歌与社会的张力、精神与技艺的冲突、个人与当下的焦虑始终存在，只是这些矛盾都服从于时间和生命，也就是说，对时间和生命的追寻才是我写作的唯一主题。

我曾无数次借助诗歌和评论这么表达过，我的幻灭感非常强烈，无能／无力一直充斥着我的神经，试图将弱小的个体立起来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诗歌放大自己，将自己打造成一个词语／精神的巨人，借以抵抗时间和生命的不断流逝。有时候，我觉得地铁中的隆隆之声，是内心最安静、柔软的部分，这种声音既把我抛弃，又提醒我：你是一个存在物。如此，才能静下心来高兴或难过，才能体验到自己是时间的产儿和弃儿。而诗歌作为自我的表达或个人的寄生体，在时间和生命的流逝中则是一个忠实的旁观者和记录者：没有一种载体可以像诗歌这样替我们在此间活着，而且一直活着。

2018.11.23赴合肥高铁中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