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间的写作与阅读
2020年的1月是不平静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蔓延，无数批医疗支援队入驻湖北，各省陆续1级防控，春节期间，各大公共场所及娱乐场所关闭，严防聚众式传染，人们走亲戚拜年改为网络拜年，在足不出户的这段封闭时期里，一群特殊的群体——作家与诗人群体，他们是怎么面对这次疫情的？
访谈嘉宾：李瑾，山东沂南人。汉语言文学学士、新闻学（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业余时间，读书著文自娱，有作品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星星》《诗歌月刊》《大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几十家刊物发表，并入选《思南文学选刊》等数十种选本。曾应邀参加草堂国际诗会和成都诗歌周，获得李杜诗歌奖、第三届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中国诗歌网2018年十佳诗人、“新诗百年、放歌黑河”诗歌大赛等奖项，出版诗歌集《人间帖》《孤岛》，散文集《地衣——李村寻人启事》，评论集《纸别裁》等多部作品。
1. 疫情防控期间，您的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瑾：在瘟疫面前，个人是何等的渺小，甚至不如蝼蚁，它们尚能避染时疾，而得苟存：普通百姓哀嚎之声、无助之痛似乎隔着典籍尤能耳闻目睹。面对这场几十年一遇的瘟疫，于我自己而言，除了奉献微薄，些助灾区，唯一的办法就是听从劝导，闭门不出。瘟疫四播，我们能做的无非是躲：躲，不添乱，这也是一种贡献。换句更贴切的话说，也是一种战斗。当然，若得全家，更是幸事了。自春节至今，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是在封闭中度过的。除了接受到的信息让人目眩心惊，作为一个典型宅男，我对封闭还是有些许享受的，至少避免了很多不着边际的会议和应酬。觥筹交错，言不及义，实在非我等读书之人所长，当然，偶尔酒虫上脑，也可约一二好友在云端浮一大白，算作无聊中的有聊了。
我曾戏云自己有一句非著名格言，曰，读书是自己唯一能做主的事儿——这是在《纸别裁》中提出的观点，自己自然也一身奉行。疫情初起，我就建议一些朋友读书，特别是关乎国际政治、文化冲突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书籍，这次瘟疫一定会引起国际格局、地缘政治和民众心理的深刻变化，而疫情就是观察变化最好的教材，如果辅以经典作品，对社会之认知无疑事半功倍。有些朋友无动于衷，终日提心吊胆，或悲切怒目，有些朋友则按图索骥了，并反馈说，我的建议效果着实不错。
2. 在此期间，原来的写作计划是否被打断或者由此开始新的写作计划？
李瑾：我自己一直保持着一天一首诗的进度，数量或许有些多，有时流于强作，但对保持语言的敏感性不无裨益。可惜的是，除了记载父亲战斗在抗疫一线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华西都市报》，就写了两首关于瘟疫的诗歌——且都自反思立场和角度，虽纳入几种选本，其实我并不满意。写得少，也有个人考量，因为我始终不了解疫区的真实生活，也不了解整个抗疫的具体操作，恐怕也无从明白了，对不懂的事情还是保持点距离为好，不乱发言，头脑清楚一点，于观察问题未必是坏事，这也算是我的立场了。何况，敲锣打鼓之作，实在不算是好诗歌，在我看来，反而是乌合之作。写诗之外，我买了所有关于存在主义的经典著作，且反复研习，这算是一大收获。存在主义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索伦·克尔凯郭尔的神秘主义、尼采的唯意志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等。存在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海德格尔，将存在主义发扬光大的是萨特，借助这次疫情，对这个哲学派别可算有了麟爪之得，至少明白了，存在主义张扬的个人，是有为的而非避世的。
此外，我接续年前的工作，编辑了自己的第四本诗集《落雪，第一日》交付出版社，编辑了诗学论著《谭诗录》和出版社签了合同，并替李俭在九州出版社即出的《墨色将至——中国近代关键事件中的人物和信扎》这部精彩的著作做了审读。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是，我注释的《山海经》在此期间基本完成，这是继《论语》《孟子》以后做的第三本经典注释，算是有效地落实了边注释边学习经典的小目标。
3. 在此期间，您读了哪些书或作品？
李瑾：忽然想起《山海经》中有多处记载瘟疫发生时的预兆，随手一翻，至东山经末尾，里面写到：“又东北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桢木。有兽焉，其状如彘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山海经》虽则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内容玄远，“一目之蜚”亦不可能存在，故当不得真。但瘟疫常常毫无预兆地从天而降，却是事实。坦白说，我们固然对瘟疫抱有警惕之心，于受难之众给予万千同情，且必戮力伸出援手，然需要确认的是，人类之历史就是一部灾害史，而目前经历的不过是其中微小的一个，宇宙固然浩大无边，也必须遵守某种规律——瘟疫恰恰是一种最令人痛心的“自然调节”法则。
不妨征引两则史料。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北方疫病，曹丕在次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于瘟疫。丕弟植《说疫气》云：“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又据《吊道殣文》，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
4. 在此期间，您的写作有怎样的进展或者调整，变化？
李瑾：很显然，疫情并没有阻止我读书的节奏，相反还有所加快，这完全是封闭给出的大块时间的结果。
5. 通过这次事件，您觉得，一个作家应如何面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
李瑾：一个作家的责任不只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而是要说出为什么发生以及背后隐藏着什么，想做的这一点，就必须排除人为的、自为的干扰，打开胸襟，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放宽历史的视界。必须指出，知识固然重要，这不过是基础性的东西，相比而言，胆识尤其是见识更是重要得多。是的，无论有没有疫情，我们都要正常生活，这是此世给我们的唯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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