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1月是不平静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蔓延，无数批医疗支援队入驻湖北，各省相继1级防控，春节期间，各公共场所及娱乐场所关闭，严防聚众式传染，人们走亲戚拜年改为网络拜年，在足不出户的这段特殊封闭时期里，一群特殊群体——作家与诗人群体，他们是怎么面对这次疫情的？

访谈嘉宾：文珍，作家，1982年生，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现居北京。出版有小说集《柒》《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十一味爱》，散文集《三四越界》，诗集《鲸鱼破冰》等。历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新人奖、第十四届十月文学奖、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等。

1.疫情防控期间，您的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文珍：对我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暂时不能出门了。平时和朋友的聚会本就不多，现在就更只能微信电话互致问候，也很安然。这样反倒更让人意识到平日社交生活的虚妄。真正的朋友总是在那里的，而且也会一直默默关心。

其他变化，就是父母第一次过来北京过年，就意想不到地待了一月之久，机票都改签了两次。这也是我成年多年后和父母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而且每天在网上看到那么多因疫情离散的家庭，心里也会不断告诉自己，子欲养而亲皆在，而且就在自己目力可及的范围内，真是非常幸运的事，因而也会更珍惜他们，变着法子不断网购各种能买到的新鲜食物，以及在春节期间用顺丰加急的方式，给爸爸网购了可以益智健脑消磨时光的机械组装玩具，给妈妈的礼物则是羽毛球拍和全套球衣球鞋，在自家的小客厅里陪她打球锻炼。每天还会说很多话，甚至有些从少年时代到现在从没有说开的事，突然都聊起来了。所以对我来说倒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想我会很怀念这段光阴。

2.在此期间，原来的写作计划是否被打断或者由此开始新的写作计划？

文珍：我是个逆反心理很重的人，哪怕对自己都是，一旦计划就意味着无法完成，所以也一直尽量避免立任何flag。反正就是逼着自己经常坐在桌子前，也不知道算不算开始新的写作计划，就写到哪算哪吧。

3.在此期间，您读了哪些书或作品？

文珍：最近莫名其妙地读了很多社会历史方面的书，《乌合之众》《娱乐至死》是重读，以前没读过的有戴维.布鲁克斯的《社会动物》，塞缪尔. 鲍尔斯的《经济动物》，约瑟夫. 艾本斯坦的《势利》，伊恩.布鲁玛的《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等等。文学方面当然更多一点，很多也是重读。我一直很喜欢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次又拿出来重翻，顺便又找出了《百年孤独》，真是迷人至极。还有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福克纳的《八月之光》，麦克维尔的《阳台故事集》，纳博科夫短篇全集，朱利安.巴恩斯的新书《尚待商榷的爱情》，等等。有一个法国剧作家雅斯米娜.雷扎的剧本《杀戮之神》，很早前在豆瓣上就标记了想读，还回过帖子求资源，结果好几年了还有友邻在不断回帖后留言同求，最近也无意中在微信读书上找到了，蛮高兴的。除了外国小说，以往春节期间总会看一两部古典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几次重读都在冬天，但今年就是读《庄子》，手头暂时只有陈鼓应注译的本子，每天只读一章，也很有滋味。手边《诗经》版本更多一点，想读完庄子再读。

4.在此期间，您的写作有怎样的进展或者调整，变化？

文珍：虽然闭门不出，写作时间并没有变多，因为会担心这种非常时期的写作很容易就泥沙俱下，变成流水账。所以反而在尽量克制表达欲，并不想为写而写。每天关于疫情的文字产出量已经够多了，那么多的愤怒、感伤、议论，甚至一些无良自媒体为了十万加，不惜造谣或抄袭，或明目张胆洗别人的稿。《娱乐至死》里说媒介即思想，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印刷术过时信息超量供应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并不是知道越多越好，因为显然我们没办法知道所有真相。而作为文字工作者，只希望自己不要制造更多文字垃圾。

5.通过这次事件，您觉得，一个作家应如何面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

文珍：我代表不了其他同行，但自己大概是相对“迟钝”后知后觉的一类写作者，一个事件发生了，无法立刻作出反馈，但当然也会对许多事情感到愤怒，不解，悲哀，努力寻求答案，也希望自己能尽一分力。鲁迅当年以时效性极强的杂文为矛戟，为标枪，为匕首，风骨可敬，百世流芳，但斯人已去，大先生恐怕也不是每个人想成为就可以成为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也已经并非——至少此刻不是——假想中无比强大又运转失灵的国家机器，而是千奇百怪的众生相，莫衷一是的道德立场，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需不断辨伪的复杂信息源。这是对智性更大的考验，在这种时刻写作，也是更困难和更应当谨慎对待的事情。唯一的办法，也许就是多读书，多思考，多观察，独立思考，理性判断，努力提高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才能最终胜任这无比艰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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