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正面书写潮州都是一种冒险。我通常更愿意在我虚构的世界，那个叫做东州碧河镇的小地方，
而对于这座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我担心感情过于炽热而显得浮夸，又害怕所知不够详尽而导致失真。
然而，只要在潮州居住过的人，都难忘记它的好。有一回去看望我的老师，他从韩山师院退休后便离开潮州，十几年一直居住在北京。我们见面谈的第一件事，是他打算回潮州养老。他给我看手机里老同事发给他的照片：韩江的美景、碧蓝的天空、燃烧的木棉树、结构精巧的湘子桥……他显然被这些照片打动了，特别是在北京的雾霾季节即将降临的时候。他说韩江的水质好，潮州的空气好，东西也好吃，他显然十分怀念这座他工作了十年的城市。但是，他话锋一转，他说有点担心潮州的老年文化生活。他跟我描述在北京他们老两口有多么忙碌，各种歌唱比赛，各种协会，忙得团团转。然后他说：“在北京，你在街上随便碰到一个老大爷，都能够跟你聊五分钟，在潮州你简直不可能。”我也点头默认这种情况，我可以猜想这五分钟他们会聊什么，天气或者时政热点，那些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擅长的话题，无论说啥都会很热乎。但我也告诉我的老师：“您也就只能聊上五分钟，再聊五十分钟试试？”我的老师愣了一下，哈哈大笑起来，说确实如此，聊多了就聊不下去。潮州人对于陌生的外地人都是比较警惕的，但只要熟悉了，这种关系就不是五分钟，而可能是一辈子。在潮州，几个半熟不熟的人围着一套工夫茶、一只炉子、一壶开水就可以聊半天。工夫茶几乎成为潮州的象征，冲泡的方法有诸多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只有讲究才能出文化，不讲究就没文化。潮州人爱喝茶，特别是凤凰山的高山单丛茶。喝茶不单是因为茶，也是因为交际的必要。几个人有时候甚至都不说话，抽着烟，冲好了茶就说：“食茶。”另一个人便会回应道：“食。”简洁的古语，明白的表意，不多话而意自明。潮州人从不说“吃”，因为“吃”在潮州话里头发音含混而短促，说起来难听极了。就如潮州人将“茶叶”叫“茶米”，冲泡出来的从来只说“茶”或“茶水”，不说“茶汤”（普洱茶才说茶汤），可见喝茶是潮州人的家常，是离不开的东西，没有高高在上的矫情。
潮州话八个声调，高低起伏复杂多变，保留了先秦的古音，对不会说潮州话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口加密的外语，也是潮州人辨认彼此的接头暗号。只要听到潮州话，便知是“胶己人”（自己人）。这种基于方言的关系，多少有点黏糊糊的意思，我领受这种同乡网络的情谊，同时也在心里保留着一丝警惕，毕竟同声可以相应，却未必能同气相求，特别是那种没来由的殷勤和亲近总是意味着危险。就如功夫茶三只茶杯均分茶色一样，潮汕人用潮语划分“胶己人”和外地人，也将自己困在不能失衡的茶杯里。方言中滋生的亲近与方言之美确实有着说不清的关系，潮州人以说潮州话为傲，是因为这种方言确实优美。如果用潮州话念诗词，很多本来不押韵的句子，都会变得动听起来。而最美与最俗的潮州话，都应该到潮剧里去寻找。潮剧唱法用真声，显得甜，很多题材都由本土传说演化而来。小时候走过一条街，可以听到窗户里头传来录音机播放的潮剧，拐个弯，另一条街上还是潮剧。现在年轻人不太听潮剧，但乡下各地逢年过节敬神祭神的庙宇前面，都会有铁枝木偶戏，也叫“纸影戏”，有点类似于皮影戏，搭个台子，里面有人在操纵木偶人唱戏，“捆草为身，扎纸为手，削木为足，塑泥为头”。这种唱给神仙看的戏，却并不会太严肃，更多是要热闹，喜欢用丑角。潮州人将神仙叫作“姥爷”，所以潮剧大概也是逗“姥爷”开心的一种方式吧。哪家如果有什么大事，需要求神仙帮忙，许愿的时候就会许下一天或三天的“纸影戏”，表示如果“姥爷”保佑，则会回报以戏。“姥爷”开心了，大家才会有好运气。所以逢年过节，特别是大节日，要“营姥爷”，人山人海，经常因为“抢头香”（头炷香），年轻人大打出手，弄得头破血流。所以有段时间这个活动被叫作游神赛会，曾经作为封建迷信进行取缔，但这丝毫无法动摇它在民众心中的地位。特别是过年，如果没有“营姥爷”，简直就是白过了。“营姥爷”时，就会有大锣鼓，有童男童女拿着花篮和果篮，有少女扛着锦绣镖旗，热闹非凡。
潮州文化中保留了某种古典的仪式感，有时候近乎腐朽，却也为生命和生活提供了众多的节点，形成彼此连接起来的空间。“纸影戏”和“营姥爷”都是大节日才会进行的，可以看成是某种形式的街头聚会。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积德要在平时，所以“拜姥爷”则是日常的功课，更是各家媳妇的必修课。在潮州，民间的神仙数不胜数，各路神仙都不能得罪。每家每户都有灶神，也被奉为“家神”，则是一家之神，小孩都得来拜，以求学业有成。王母娘娘和天公有各自不同的喜好，各种神仙也有不同的荤素忌讳，由此衍生了各种糕点粿品，各种纸钱样式。比如鬼节需要普度，则会用纸缝制“孤衣”烧给孤魂野鬼，地点一般都会选择在溪水边。我小时候暑假就缝制过“孤衣”赚零花钱，但常常因为动作太慢被鄙视。我的小伙伴们个个心灵手巧，快得不行。初一十五拜神是必修课，清明中元祭拜祖先则是大功课。一般过年时候都会杀鹅，祭祖时候会杀猪。鹅肉在潮州是过年的标配，如果哪家过年杀鸭或者杀鸡而不杀鹅，基本会被认为日子过得不太好。所以年节前几天，就有人专门到路边起了炉火，摆一只大锅，专门帮人家杀鹅。也有人走街串巷开始收购鹅毛。也有人说是潮州人喜欢吃，都是吃货，才发明出那么多拜神的节日，因为潮州人的祭品讲究，也非常好吃，节日越多，吃的也就越多，小孩最高兴了。这十几年里，村里的姑娘都出外读大学，新娶的媳妇也不太讲究这些繁文缛节，所以我看拜神这门绝学，迟早会在信息时代里逐渐失传。只有各式糕点，会因为庞大的吃货团伙而传承下来。
有了祭品糕粿，过年过节互相拜访的时候，就得互相送礼。特别是过年，到别人家里去喝茶，不带点礼物，两手空空是不敬。过年时候还要带上一对橘子，这是大吉大利的象征，因为潮州话里“大橘”便是“大吉”，然后走的时候主人家就会交换橘子，收下你的橘子，拿家里的另一对橘子让你带上。记得小时候过年出门，长辈都吩咐口袋里必须装两对橘子，以备不时之需。过年走亲戚，这简直就是一门平衡术，舅舅家送来什么，姑姑家送来什么，婶婶家送来什么，都需要逐一分别回送。互相赠送的礼品，多是些过节的食物，其实也不值钱，然而七大姑八大姨，各种远房亲戚，在这个互相赠送的零和游戏达到了情感交流的高潮。在这个过程中，礼品的来往，婚丧的通知和礼金，都是亲疏关系的见证，一点都马虎不得。千万不要因为对方口头说不用就失了礼节，该做的礼数还是要做到。特别在农村，一斤猪肉、几只鼠壳粿都可以结下恩怨，婚宴该登门邀请时仅仅碰见打招呼也会因为礼节不周人家就不去了。整个关系网络微妙和敏感，但是该到需要互相帮忙的时候，该出钱出力的时候，亲疏的评判又毫不含糊，所有人的眼光都看着你呢。说着八调的古语，吃着精致的糕粿，喝着讲究的热茶，听着优雅的潮剧，拜着多得数不过来的神明，维系着错综复杂而又安全互助的宗亲网络，潮州人会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将自己调适到最舒服的位置。时间流逝，年轻人开始不太讲究这一套，或者说受不了这一套了，很少人过年串门还带上橘子了，古老的仪式感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微信替代了电话成为拜年常规方式的今天，那种音讯隔绝的环境里带着各式礼品走亲戚的情景只能停留在记忆里。
潮州文化总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封闭的文化。潮州人被这个封闭的文化环境封锁着，他们会将潮汕以外不讲潮汕话的地方统称为外地，潮汕以外的地方都是北方。因为多年来的自我封锁，潮汕文化古雅而又粗鄙，或者说，有孤高的姿态和底层的话语生长，这个没落的贵族文化，更像一个文化标本。我们很难用潮州话来演绎任何经典的电影对白，无论怎么淡定的对话都会让整个氛围显得滑稽搞笑。甚至，用潮州话已经没法说出美好的情话，更多只是简单直接的表达。潮州话的典雅已经远离通俗的生活，留下来的是太多粗话，用于骂人的话。要正经谈点什么事，若涉及更为复杂的概念，我身边的许多人，最终会选择用普通话。和全国其他方言区一样，小孩们的方言能力也在不断下降，很多古老的方言表述逐渐从日常中消失。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消失，归属文化之根的失守。而看得见的变化是，许多潮州人开始不喜欢看着电视大屏幕，而选择看抖音，他们会因为一个讲潮州话的短视频而哈哈大笑，然后转发给同样说潮州话的人，从而实现了传播。这种新的文化形式正在改变我的故乡，而我并不知道未来的故乡是不是只存在短视频里头。不过可以预见的是，迟早每个人都会成为没有故乡的人。
在外地生活久了，我总是会习惯迎接各种对潮州的褒赞，主要是针对潮州的美食和美女；但对我这样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我更喜欢思考和考察潮汕文化的劣根部分。而我相信，今天的信息化一定能复活这个因为时空阻隔而成为标本的文化群体，从而赋予它们一种新的生命力。比如别人再问一句，你们潮州人是不是都要生好多孩子而且还必须是男孩，我都会笑着告诉他，现在不一定了。世界在变，潮州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不再那么遥远，封闭的解除总会让原来确定之事变得不确定了，没有人能估量这到底是不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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