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著作的第一句话往往值得重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道：“求知是人的本性。”对此，他指出，我们喜爱感觉便是一种明证，而在各种感觉中，我们特别倚重视觉。就这么看似平常的一番话，引出了西方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沉思传统。秉持视觉隐喻（认知的本质是观看），推崇静观/沉思的生活，是这一传统的基本特征。在古希腊，只有哲学家才能过上这种清风明月般的生活，因为他们远离尘嚣，拥有闲暇，《形而上学》便是亚里士多德沉思存在之所得。

2000多年之后，杜威出版了《确定性的寻求》（1929）。打开此书，劈面而来的是：“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在新冠疫情流行、极端天气频发、国际局势动荡的今天，读到这句话，未免百感交集。杜威所言，与当下人类的生存处境若合符节。不难想见，由危险和安全的实存紧张所引发的哲思，其指向与亚里士多德所向往的静观/沉思生活，定然迥异其趣。

20世纪，杜威发展了皮尔士思想：以“探究”寻求确定性

杜威接着指出，寻求安全有两条途径。途径一：在感情和观念上改变自我，委顺于支配自己命运的各种力量，籍以获得安全感。途径二：发明各种技艺，通过行动改变世界，利用自然力量为自己构筑安全堡垒。在古代，工具简陋，技艺发展水平低下，通过途径二来寻求安全不太可靠，因此，人们更倾向于途径一。在此方向上产生了希腊的原始宗教和古典哲学，前者主张改变自己的情感，后者主张改变自己的观念。寻求安全的动机，在古典哲学中发展出了“确定性的寻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的思想主题。人们之所以追求确定性，力避不确定性，是因为前者给人安全，后者则带来危险。古典哲学区分了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前者是永恒不变的，后者总在迁流之中。变动不居的世界是不确定的，只有永恒不变的终极实在才具有绝对确定性。

在经历了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在寻求安全的两种途径之间发生了消长，人们更加信赖途径二：“通过实际控制所获得的安全远较理论上的确定性更为珍贵。”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因缘”，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如何理解近代科学的本质，是一个开放问题，几百年来，人们给出了各种解答。杜威认为，近代科学的本质是“实验探究”。培根以来，近代科学的实验面向已广为人知。对探究的强调，是实践（用）主义（pragmatism）的洞见。在该传统中，皮尔士首先强调了探究的重要性。他认为，怀疑是一种不安宁和不满足的状态，信念是一种安宁和满足的状态，要摆脱怀疑而获得信念，需要一番拼搏，他将这种拼搏称作探究（inquiry）。在皮尔士的基础上，杜威对探究作了进一步发挥：“探究就是以受指导的或受控的方式，将不确定的情境（indeterminate situation）转化为确定的统一的情境（determinately unified one）。”具体而言，探究就是将含糊的、可疑的、矛盾的、失调的情境转化为清楚的、有条理的、安定的、和谐的情境。杜威认为，探究贯穿于人类生活，在近代自然科学那里，探究获得了一种典范形态，即实验探究。

杜威提供了认识论版本的知行合一论，体现了讲求实际的淑世精神

至此，我们触及了两个确定性概念：古典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与实验探究致力于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两个确定性概念之间存在多重差异，试简述如下。

一、文字表述。从上文的英文标注可以看出，对于这两个确定性概念，杜威采用了不同的术语：certainty和determinateness。对应于古典哲学的确定性概念，杜威谈论的是“quest for certainty”（确定性的寻求）。对应于实践（用）主义的确定性概念，杜威关心的是如何将“indeterminate situation”（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determinate situation”（确定的情境）。

二、寻求安全的途径。古典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由途径一发展而来。古典哲学用永恒不变的终极实在来担保绝对确定性，寻求绝对安全。与此不同，途径二只能提供相对安全。杜威说：“技艺所提供的安全是相对的、永不完全的、冒着陷入逆境的危险的。”相对安全的论旨不仅适用于传统技艺，而且适用于可控实验，后者是前者的提升转化。与此相应，实验探究所能成就的确定性也是相对的。一项探究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其完成只能是相对的，因为新的不确定情境又会兴起，新的探究又将启动，如此这般，以致无穷。

三、形而上学预设。古典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以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二分为前提。科学革命拒斥两个世界的形而上学，只承认一个现实世界。古典哲学贬斥变化，近代科学则积极拥抱变化，并且通过实验主动地引入变化，探索自然的奥秘。致力于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的实验探究活动，就展开于变化的世界之中。

四、知行关系。 《确定性的寻求》一书的副标题是“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在该书中，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践这两对概念是替换着使用的。从杜威给悉尼·胡克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曾考虑过另一个副标题“关于理论和实践之关系的研究”。古典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在认识论上的后果之一是知行分离：知识/理论和行动/实践分别对应于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两相隔绝。实验探究则以知行合一为基本特征，行动/实践贯穿于整个探究过程：探究从变革环境的外在行动开始；探究受观念的指导，而观念的本性是操作；随着探究的完成，公开、外在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建构了知识对象。如果说王阳明主要在道德领域中阐明了知行合一论，那么杜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论版本的知行合一论。

对于这两个确定性概念，杜威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拒斥前者，倡导后者。古典哲学通过思辨虚构了一个永恒不变的世界，以此来寻求绝对确定性和绝对安全，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幻相。比较而言，实验探究所追求的相对确定性和相对安全，更为务实，更具进取精神。直面问题的情境，明确困惑之所在，努力求解，进而改变现实，将不确定的情境转化为确定的情境，这是探究的基本程序。当今人类正处于由新冠病毒、极端天气、国际局势动荡等所引发的不确定情境之中，问题丛生，危机四伏。唯有发扬务实进取的精神，积极探究，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时代困局，赢得转机。这是杜威这部名著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