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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江源记
作者:​单正平     发布日期:2019-09-20    来源:红树林文学频道
 

这是个很久的心愿。到了成行时,王军说,我们是否该有个采访的计划?我想想,自己原本就是想来一次无目的漫游,要什么计划!结果说出口来却成了:不抱成见地直接面对事实,可能更能认识清楚对象,现象学就是这么认为的。王军当然不会按我的谬论去做事。他是要拿出文章和照片供报纸用的,不能像我这样随意。而我,说白了,就是想去见识见识最本真最“原始”——这个字眼现在是很可疑的——的黎族人的生活状况。同行的车爱军,大概想法跟我差不多,到处“虾球传”几乎就是他的职业。但他知道准备野营露宿必须带的东西,当然还有一大堆食品。

我们的面包车到了南开乡,就不能继续了,剩下的路只有越野车才能开过去。王军给白沙县的领导打电话,要求派个车来送我们上去。等车的时候,四处转悠,乡政府旁边就是一个村子。混乱的房屋,肮脏的街道,到处乱跑的猪狗鸡鸭,零散的椰子,荔枝树,芭蕉,木棉,以及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荒草藤蔓,路边偶尔有一从三角梅,开得正红艳。有个邮电所,里面有已经废弃的老式电话转接台,还有一部古老的黑色胶木的电话机。这里其实已经没有电话业务,只负责邮件和报刊的收发,各村的邮件,并不直接送达,要村里来人时带回。问原因,邮电所只有一个人,像高峰村这样偏远的村子,一个月邮递员能去一次就不错了。马书记说,上面到乡里来的干部很少,高峰村更是很少有人上去,据说现任县委书记去过一次,那是高峰村人见过的最大的官了。姓马的乡党委书记安排我们在乡政府的小食堂吃午饭。我们进去时有十来个人正在吃,一问,他们是白沙县各乡税务所的人,县里组织他们到各乡检查税收情况,等于是自己查自己,到乡里无非招待他们吃一顿而已。

下午三点,白沙县的车来了。我们急忙上车往高峰村赶。路是出奇的难走。途中有一段路尚好,问司机,知道是有家公司承包了数万亩山林,是他们开辟的道路。过了这一段,再往高峰村走,路越来越难走,偶尔有摩托车和小型拖拉机和我们照面。路两旁都是次生林和灌木,没有见到大树。

到高峰村已经傍晚了,司机卸下我们,径自返回白沙,我估计他回去大约得到晚上八九点了。第一个小村子其实就是几座茅屋,横七竖八,散落在山凹里,茅屋外到处都是垃圾污水,根本不是想象中的干净优美的山村。村长家的茅屋比较大,正当路,他招待我们的晚餐是现杀一只鸭,煮一点米饭,一碗青菜。村长说他家这个村子叫方红,里面还有两个村一个叫方老,还有一个我们没有记住名字,这三个村子合称高峰村,组成一个村委会,支书在里面那个村。我们在茅屋里看村长、主任、村长老婆几个人忙碌准备晚餐。鸭子去毛后放在地上,垫一块纸版就是案子,斩成大块放进锅里煮,锅是铁锅,架在三块石头上,下面是一根长近两米、胳膊粗的树干在燃烧,茅屋里除了这个灶,还有一张床,床是块木版,有席子,席子上有看不清颜色的蚊帐和被子,此外几无家当,中间的房梁上,挂一支土造猎枪,村长说已经不让打猎了。村长个子不高,但很结实,浓眉大眼,鼻梁高挺,面部线条清晰有力,皮肤黝黑,是标准的黎族汉子形象。吃饭时陪客有五六人,都是这村里的头面人物,有个主任是复员军人,形象同样极为英俊挺拔。令我略感惊奇的人,他们大致都能讲普通话,交流起来没有任何困难。问原因,说是小时侯都上过几年学,看来教育的效果还是有的,至少能和外部世界交流。

我们被安排住在村小学的空闲教师宿舍。由村长家往里走,涉水过河,上数米高的一山间平台,即到学校。安顿住下来,天已经全黑了。万籁俱寂,开始还有河滩里小型发电机的声音,后来发电机不响了,整个世界就彻底没有了声息,当然也没有任何光亮,黑暗令习惯了城市夜色的人感到恐怖,稍后又觉得极惬意,因为有漫天星斗出现。

高峰村委会在大山褶绉的最深处,褶绉层层叠叠,几乎数不清。但近深远淡,层次是分明的。天亮即起,吃点零食,就到方老村去。这个村子比前面的大点,有一栋瓦房,房前面有一块空地,停着一台手扶拖拉机,正是村委会主任的家。主任兼任党支部书记,墙壁上有一片红油漆写的字,罗列的是建设先进党支部的条件。在这篇文字的旁边,挂着牛角,毛发,绳子,红布条等物,靠墙还有一个皮鼓。请教主任,他解释说是做法事的道具,随手还给我们敲了几下鼓。询问之下,才知道他还是本村的道公。村民有病或有疑难事情,都要找他解决。他说,这些事情本来都是他父亲做,现在传给他。他其实就是当年的洞主的后代,他的几个职务都是世袭的。

离开主任家,我们挨家挨户一路看过去,发现几乎每家茅棚里都有电视机,DVD播放机。很奇怪不通电更没有电视信号的地方,这洋玩意能用吗?村民回答说,不能用,小河沟里的发电机只能满足最低亮度的照明,而且极不稳定,电视根本没看过。如此偏僻地方,年轻人同样要追逐时尚。

一路看过去,每家的情形都差不多。老年妇女面部都有纹身。年轻人则三五成群闲逛,一片空地上,栽了个简陋的篮球架,几个年轻人光了脚在打球。

碰上一个小伙子,自称毕业于儋州卫校,因为欠了学校的钱,没有领到毕业证,不能行医,只好在村里呆着,谁家有个头痛脑热,他还可以给看看。他说正好有个女人病了,并不严重,但出不了山,也没钱买药,拖了好些日子,越来越严重了。他带我们去看,昏暗的茅棚里,女人躺在竹床上,脸色蜡黄,眼神散乱。小医生说,可能不行了。这家的其他人表情平静或者说干脆就是木然。我想这要在城市里,大家不知要紧张成啥样了。他们坦然平静的神情,初令我不解,继而则释然。几乎与世隔绝的贫穷生活,使人们对很多事情只能接受、忍受而无改变的可能和希望。他们只能平静对待。而且很可能,他们对生死的态度,跟城市人有所不同。

我们和村长、主任探讨一个问题,如此偏远地方,修路通电需要巨额投资,而高峰村人口稀少,这样的投资建设是否划算?他们说,政府早在50年代末和70年代两次将他们迁出大山,安置在靠海平坦的邦溪,但他们不适应外面的生活,又回到了高峰村。他们在此居住上百年,故土难离。

傍晚我们回到学校,吃了点自己带的食物,一夜酣睡。第三天,王军要急于赶回报社发稿,找了辆摩托车带他出山。我和车爱军则决定顺南渡江徒步走出去。沿江而下,从早晨9点一直走到下午6点,总算到了南开乡。

几天后,《海南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王军的报道,配了不少照片。这个报道引起了省领导的重视,一个副省长带队前往考察,不久,政府拨款修通了南开乡到高峰村的公路,通了电。五年后,我和车爱军邀请了作家刘齐,重访高峰,汽车一路畅通无阻。到了村里,见到当年的一个三年级小姑娘,现在已经到南开乡读中学了。平时住校,周末回家。

有人感叹说,当年半强制的移民行不通,现在把中学生集中到乡镇甚至县城读书,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再也不愿回到大山深处了。无须动员,人们自觉自愿地告别了古老的家乡,成了城里人。大山深处小村落的半原始生活,成了他们珍爱的回忆。


2012年秋追记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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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正平

著名作家、学者丨特约

单正平,1956年生,南开大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出版专著译注文集随笔共11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