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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札记:吹笛人
作者:吴任几    发布日期:2020-02-19    来源:红树林文学频道
 

英国的冬夜很长。下午四点,山边的太阳已变得有气无力。再晚些,就已黑得听不见人声。白天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夜里也只好继续悬着。

我写字的这张书桌上,摆着一本从中国寄来的《世说新语》,还有几封账单。账单上记录着我上个月的电费,190英镑,单价是国内的四倍;水费,50英镑。

还有一封宽带公司寄来的信。几个月来,我已多次致电公司客服,告知他们每月的账单都多收了我许多钱,何况一开始宽带套餐里许诺的电话卡从来没有寄给我。但在电话里,总是一个部门转接另外一个部门……最后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部门。每次都说:“您再等等,我们还要和别的部门了解一下情况。”

再晚一些,就是我每日与家里人约定好视频电话的时间。我随手翻阅着这本从中国寄来的书。又定睛在“客主不交一言”那段。是说王羲之的一个儿子在船上听见桓子野吹笛,很是喜欢;却碍于自己的世家身份,便只是叫一个门客上岸,让桓子野为自己吹一首。

书上说“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他一连为王子猷吹了三首曲子,却又直接“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我会心一笑。一则,是笑王子猷有可能会哑口无言。二来,是笑离开中国的自己,最怀念的,居然还是这种中国君子间的暗中较劲。

但又想了想,这种怀念也并不可耻。“便回下车”是出于礼节;“便上车去”是卫于尊严。任何一种文明社会中的居民,都应该有合适的空间来同时安放两者。具体怎么操作?其实又是心照不宣的。于是,暗中的较劲,便变成了一种清晰的“分寸感”。

这样的例子,在《世说新语》里有不少,先前在国内也经历过一些。但在我在英国的生活里,却少得可怜。在一次次的“您”,“我们也没有办法”,“请您再等等”,“目前来说您只能”……的话语中。较劲是暧昧的,漫长无期的,于是,就也是疲乏的。

是否吹笛?已经不是一个成立的问题。我也因此愈发想家了。

视频的那一头,爸爸说,我的头发该去理一理了。

我说,知道。

但心里想着,现在找一个负责的理发师真的太难了。且不说,任何一家路边的发廊剪一次都要30英镑。他们会寥寥草草地剪完,于是又是用“您”这样的词汇,暗示你这次服务已经结束了,别再提什么要求了。

“也罢”,我对爸爸说:“这里倒也还好,因为英国人不太会对你的衣着形态评论,他们这边叫‘body shame’,就变成一种政治不正确了,算是一种禁忌吧。”

“嗯……也确实应该这样。”爸爸若有所思地说。

“这是一种禁忌。但不好好干活却不是。”,我几分嘲谑地添上了一句:“你看,昨天第三次发邮件改期来修热水器,打扫好家里等着师傅来,又没来,连个取消的邮件都没有收到。现在就等着下次所谓的‘预约’了。”

“可能是,曾经经历过高度的文明,现在就无所谓了。”,爸爸总结道,但又加了一句:“大概是这样吧。”

挂完视频电话,我想着爸爸那句“大概是这样吧”。想起刚刚来英国上学的时候,本想着带着父母坐火车去达西庄园走走。但赶上和一伙足球迷同路,车厢里拥拥挤挤,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酒。我身边的两位英国男士,一路上就连喝了七八罐啤酒。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在火车上互相比划、呐喊,又有几次险些要打起来。

列车上的其他人习以为常,只是蜷缩在自己的位置上,小心避开酒鬼们的眼神。我们几个人也只好眉头紧蹙,熬过了一路。

“所以,以前那个说法是假的。”,下车后,我几分惋惜地对父母说:“所谓在‘国外’,列车上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本书。”

“不过”,我又试着打了个圆场:“这就是你们送我来上学的目的,来看看哪些是真的,哪些又是假的。”……



来英国,我读的是社会科学。不论是留学生,还是当地的同学们,都把这一专业称呼为“最抑郁的学科”。原因很简单,正如,一位也曾在国内读社会学的同学所说:

“中国的社会学课堂,讲的是怎么解决问题;但在英国的课堂,却只能止步于‘论证’有哪些问题。”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详细讨论一个现象。“英国的城市规划催生了一批流浪汉”,“英国的教育体系有很大的不平等”,“英国的媒体天天都在骗人”,“税收对穷人来说太不公平了”……我们老师一次次在讲台上努力列举出这些问题,但六十分钟过后,又只能归于一句每每都讲的话:“但为什么英国的上流阶级从来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呢?”

于是,下课。布置给我们的作业也只是如何更清晰地论证“有”这些问题。

一篇文献接着一篇文献地读,我竟真暗中回到了我对父母的预言:“来看看这里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却又发现真的越来越少,假的也越来越多。

比如我电话时和父亲提到的英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恐怕也有几分是假的。我昨天才看了一篇文献,写的是十几年前,英国社会对英国埃塞克斯郡的地域歧视。文献里收集了许多刺耳的话语,不堪的调侃,恶俗的漫画……有的,甚至还集中在埃塞克斯出身的女性,最后还演变为对她们性史的揣测和闲语。

  写文献的社会学家把这些现象归结于埃塞克斯人在上世纪晚期的“一夜暴富”:

“于是,社会瞧不起这些突然从工人阶级变为富有阶级的人,认为他们没有阶级(class-less),所以没有品位,所以生活一定不检点……

“于是,那些来自埃塞克斯的女性只能忍受社会对她们的揣测,甚至在一次次霸凌中,只能莫须有地承认……”

这篇文献里,还记录了一个声音。是当时一位当地领袖对外发出的诘问:

“你们指着我们的鼻子,说我们只关心物质,我们低俗不堪;但是我们所做的,无非是让每一个人过上好日子,让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有平等的机会;我想问你们,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低俗’吗!”

按照文献中的记录,这一问,来自于1988年的十月。距离今天,已经相隔了32年。32年过去了,这一诘问,是否得到了合理的作答?在一周一次的研讨会上,我向导师提出了疑问。

导师则向我无奈一笑;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倒是讲起了她自己的故事:

“我之前和你们也说过,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单亲妈妈。那时候我的经济非常紧张,房租、生活费、还有英国的水电费,交完后,我作为大学讲师的工资也就所剩无几了。我是很爱艺术的,但如果我每个月都带我女儿去美术馆,我就没有钱付她的校服……”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与她的眼神相会。在英国,总是能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要么就是极端麻木的礼貌,要么就是突如其来的真诚……

“她一出生我就带她去洗礼。因为我给她选了一个很好的初中。我们家里有不少亲戚都是那所初中毕业的,未来前景会很好。但是要进那所中学,必须要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们家里要抓紧时间和牧师搞好关系,到时候他的推荐是很重要的。当然,还有其他更多更繁琐的条件。你们也知道,在英国找工作的时候也要填初中上的是什么学校,考多少分……可以说,英国人的命运很早就开始有定数了。”讲这些时,她的语气里又仿佛有几分幸运。

她微笑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问我,关于这个问题,这些回答应该是足够的了吧。

我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回家的路上,这些话还是漂浮在我脑中。突然,我又想起了火车上的遇上的酒鬼、草草了事的理发师、总是爽约的维修工……他们是否也正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命运已经定下了呢?

我的脑中浮现出一支笛子。但此时,吹或不吹,对当事人而言已并无太大区别。


“如果只是在‘论证’问题存在,而非真正讨论问题的解决,那我们为什么要学社会学呢?”有一次,我直接这样向我的导师提问。

她顿了一下,问我,还记不记得安东尼·葛兰西说过什么。我点点头,她便继续说了下去:

“所以,至少,我们在那纳入少数群体的声音,那么,也许有朝一日英国会有转变吧……虽然,作为英国的社会学学者,我们确实没法直接改变社会的力量。”

她说这些的时候,我再次想起那篇说埃塞克斯霸凌的文献。是否因为十几年前那位社会学家写出了这一切,英国社会有了一些转变呢?

或许吧。

可虽然葛兰西说了要纳入不同的话语(discourse),却没有想到,大家仍始终无法赞同别人的话语。于是,紧张旗鼓的努力,最后也只是演化成一些僵化的规则。比如“不能批评别人的话语”。

“不能要求别人。”

“不能高声按喇叭”

“不能……”

英国的社会学家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不能”。 而到了大家的手里,这又衍变为一种麻木的借口。比如我不能要求我的修理工师傅总是准时……

她或许看出了我的不以为然。于是朝我发问:

“在中国,知识分子会怎么做呢?”

我分不清她是出于真实的好奇,还是对我的不屑进行反问。只好有几分不自然地说:

“在我们的体制里,很尊重智库。”

她侧了侧脑袋,投来了好奇而善意的目光。这样,我便说了下去:

“像我本科的院校,就是一个智库的分舵。比如我们有一位教授,好几次写好的文章,36小时内就能呈在国家领导人的书桌上。”

“确实,在英国我们很少有这样的。”她点了点头,“不过……比如,不在高校里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又要怎么样呢?”

我把身子往后倚了倚,思考了片刻说:

“一千年前,有位中国的知识分子讲过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我顿了一顿,又向她强调,这个‘忧’,绝非worry about,而是 worry for。所以,在任何位置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会愿意为国家分忧。

“你的回答让我耳目一新,可是,我还是想知道,如果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生在了英国,国家实在不需要你们为它分忧呢?”

“这样的话”,我想了一会儿,回答道:“有一个选择,或许就是‘隐居’吧。”

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又觉得犯难。英语里似乎没有对应‘隐居’的那个词。

我便向她解释道,隐居绝非是找一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躲起来。确实,或许开始时,是出于一种失落而躲到自己的哲思里。但这样的哲思也是辩证的,也有可能是对自己的反思。

“这很‘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嘛。”她笑了,我也因此感受到她对这个观点的认同。

“我对于‘隐居’这一词的无法翻译的另外一个原因。”,我向她继续补充:“是因为这不是一个结果性动词,不能代表这些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思想到底想怎么做。比如,隐居不代表闭世,因为陶渊明也多次因为国家的需要而下山;另一个反面,隐居也不代表沽名钓誉,比如老子骑入函谷关后就再无了音信。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仿佛从来没有打算一定要用思想来做什么。主要还是看有没有运气恰好说了出来,或者社会需不需要我们这样去说。所以,也请允许我纠正您一个说法,中国很少有人乐意说自己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您也和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西方的词。我们很少会像麦修·阿诺德那样,认为自己的观点一定是对的,社会一定要接受我们的指点。事实上,我们几乎从来不会这么觉得。有句话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都只是恰好接受了多一些教育,有一些观点的匹夫。”

“这很有趣”,听着我说这些,导师笑盈盈地停顿了一下。她沉默地想了一会儿,又站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

“嗯,很可能,你们才是对的。”


回到我写字的书桌。我又想起了我们之间的对话。尤其是她问:

“如果中国的君子在英国,又会怎么样呢?”

再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时,我的眼前又多了几张账单。有高额的水电,有向我超额收费的宽带公司,有一个部门转接到另一个部门的客服电话,和客服电话中将近一个小时的“您”、“抱歉”、“您只能”……

我想,应该重新一次回答她的问题:

“首先,会很尴尬。”

尴尬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原来那套“分寸体系“失效了,转而面对的是一张张英国的麻木的面孔。我想起了留学生群里的一声声抱怨,比如快递寄丢了,公司却无法负责;手机被抢了,警察却只能耸肩;除非早上七点就爬起来排队,根本没法当日去医院看病……在麻木的面孔面前,笛子的吹或不吹,都只是对牛弹琴。

开始我们还说:“虎落平阳被犬欺。”后来却又意识到,我们面对的这一张张麻木的面孔,未曾也不是在生活中处处碰壁才变得如此麻木?

我便把手放在了《世说新语》的封面上,接着想:

“于是,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在这样毫无朝气的社会里,维持住自己的分寸感。”

在《世说新语》中,还暂时找不到答案。我的目光在房间里扫荡,最后停留在书架上,又汇聚在一本书上。

初来利兹时,这本书的作者将它意外地赠予给我。他就是利兹大学的常务副校长,余海岁教授。是一位中国人,并且,还是一位中国诗人。

我便取下这本书小心地翻找,有一首沁园春的词,下有标注,正是他来利兹面试要职那天写下的。他赠予我的那天我就发现过这首诗。但如今再读,却更能感受到诗外之意。

上阙,有“遥回首,叹依依杨柳,一曲《阳关》……”

下阙,则在一个契机中,一跃转变为:“我自雄说主张”。

我把这首诗读了又读,终于,又把目光望向了窗外。我仿佛听见了笛声……开始时,在地球最幽暗的角落里悠悠然地奏鸣;尔后,又突然停止,停止得格外礼貌,礼貌得十分恰当,却又让人好不惋惜;最后,大家都快以为笛声已彻底消失时,笛声却又惊破眉心,大展风采!

我想,我现在能更完整地回答导师的问题了:“如果中国的君子在英国,又会怎么样呢?”

中国的君子也许会感到失落,但他一定不会丧气。

中国的君子也许会暂时迷惘,但他一定不会失去方向。

中国的君子也许会放弃棱角,但他一定会交上来自中国的答案。


我把这本诗集,轻轻地放在了《世说新语》的上面。又重新审视着自己为何来英国学社会学。

这下,再父母通话时,我一定会在原来的回答上,再加上一句话:

你们送我来这里的学习,我便能发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但又不仅如此。还要用中国人的身份,在这些繁纷复杂的真假里交出自己的答案。


吴任几

2020.2.16  于Victoria Terrance


吴任几,现就读于英国利兹大学。2019年8月,由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选为“中国三十岁以下三十位诗人”之一。曾获闻一多杯全国原创诗词大赛二等奖、上海市民写作大赛写作高手、复旦大学光华诗歌奖等荣誉;列入《2017中国诗坛实力诗人名录》;并曾接受《青年报》等媒体专访。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上海文学》《诗歌月刊》《诗林》等。曾任中国外交部会议的同声传译。旅行于欧洲、美洲、中东、非洲的几十余个国家,游记散登于《飞地》《腾讯新闻》等。兼事文学翻译与小说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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