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遇见了一位朋友，闲谈中聊到了文学。朋友是台湾“农协”的，来海南搞热带水果栽培。这个“农协”当然不是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乡下搞的那个“农民协会”，他们的“农协”在台湾是一种农民自发组织的科技推广团体，专门搞农业技术的推广。

朋友出过几本诗集，在台湾小有影响。他的话题自然地由他专业的菠萝、香蕉、荔枝和龙眼过渡到了他业余的文学。他说，台湾近年来的文学，越来越让人感到一种水泥和钢铁的冰冷，完全没有了光复之后到五十年代那段时期的温暖和馨香，那种温暖和馨香是从稻田的蛙声中、是从海边的鱼篓里、是从雨中的芭蕉叶和骄阳下的西瓜藤蔓上浸润和弥漫而来的。朋友有着诗人的韵致，也有着诗人的伤感。

朋友后来说，由于政治的缘故，他很晚才接触到了俄罗斯文学。他说他读这样的文学作品时很兴奋，因为他从中闻见了泥土、草原和大森林的味道：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哈吉·穆拉特》中，从契诃夫的《草原》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朋友最后很气愤，说台湾文学弄到今天这种地步，完全是欧美文学害的，如今的青年作家，就知道跟在欧美文学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他们难道不知道欧美文学都是长在阳台和客厅里的吗？那里只有女人的脂粉和男人的狐臭！”

我对台湾文学知之甚少，因此无法对朋友的忧虑和愤怒报以响应。但以朋友这种在田间劳作之余又立即附案写作的双栖经历，我相信他这种切身经验的感悟是极有见地的，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以台湾文学为譬喻来影射大陆文学的现状——海峡两岸的文学病灶为什么如此相似？

对于大陆文学今天的矫情和缺血、媚俗和冷漠，以及在所谓“私人写作”、“城市文学”、“白领文学”、“新市民文学”等等口号遮掩下的贵族气、流氓气的横行和流布，可以追究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我认为，对劳动和劳动者的鄙视、对下层民众苦难的漠视和对暴富和权位垂涎三尺的仰视即便不是首要的、起码也是第三或第五位的原因。

其实文学最早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是从劳动者满是厚茧的糙手里和满是死皮的肩膀上滑落的，这一点读读鲁迅先生的《门外文谈》就知道了，就知道了“杭育杭育”派的文学曾伴随过扛大木的苦力们的沉重的脚步和滚落的汗水——这种简单的歌谣一定能让他们在嘶吼中宣泄一些愤懑和疲乏，对抗一些单调和枯燥，他们的劳动因此也就有了一些愉悦和快慰。

有一个字最年说明问题，这就是“艺”，繁体字写作“兿”；“兿”当然不全等于今天的“艺术”，但它肯定包括“艺术”。“艺”在甲骨文中是一个象形字，画的是一个人手执秧苗在插秧，可见最早的艺术对生产劳动的依赖和承接。“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古人对文学与劳动关系的这种诗意总结我想再过一万年也大概不会过时。

我这里当然不是要所有的作家都卷起铺盖下乡当农民，都去抡大锤上脚手架；我指的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下层劳动者血脉相通、呼吸相接的人道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情怀。有了这种情怀，哪怕你金屋宝马，你也会想见遥远的山那边的一间茅房、黄昏或黎明时候乡间土路上的一辆沉重的独轮车；哪怕你西装革履，你也会留意一下街头劳务市场上破衣烂衫的民工，你可能会为他们磨秃了铁铲和晒焦了嘴唇稍稍放慢了你的脚步。

我们正在普遍城市化，百年老屋和乡间小路越来越远地被抛在身后；我们也越来越崇尚休闲，保龄球和健身器已经取代了春季的稻田抛秧和夏季的踩水车。但是我们是否从此就十分喜欢城市的废气和街上的噪音？我们是否从此就不想再闻一闻夏天的麦香、听一听秋天的蛙鸣？或者，我们从此就决意不再吃粮食、蔬菜和水果？

当香喷喷的饭菜和鲜嫩的水果摆上餐桌时，我们是否应该想到，这是劳动的果实？或者，当我们满怀喜悦地捧起它们的时候，我们真正做到了问心无愧，因为我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劳动——不管这种劳动采取了什么形式。

有些人可能不会有这种仪式。但我们的作家应该有，起码，有良心的作家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