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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纸张诊病的“古籍医生”
作者:王美莹    发布日期:2021-05-18    来源:光明日报
 

修复古籍,是门磨工夫的手艺。方寸之间摆满镊子、棕毛刷、糨糊、裁纸刀等工具,在工作台前一埋头,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40多年来,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杜伟生这样度过了无数个日夜。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曾主持过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珍贵古籍的修复工作。

2012年退休之后,他被返聘回国家图书馆,除了继续做修复工作,还会指点年轻修复师。每个工作日上午,69岁的杜伟生都会赶到国图南区的修复室,这已成为一种习惯。

“人会得病,书也是”

杜伟生清瘦而健朗,神态冷静坚毅。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落下了颈椎病。

“人会得病,书也是。”杜伟生说,“古人常常把书当作人来看待,书头、书眼、书口、书背、书脊、书脚等,全根据人的身体部位来命名。”随着时间流逝,纸张会老化、酸化、劣化……研究显示,如果纸上的黄斑占比超过60%,保存期限就仅剩50年了。修复师要抢救的就是这类濒危古籍。

在图书馆学、档案学研究中,人们大概发现了200多种食书虫(也称“书蠹”)。它们和青霉、红霉、黄曲霉等微生物都是书的“敌人”。此外,还有一些常见的人为破坏,例如撕皮、缺页,或遭遇水与火的“洗劫”。

敦煌遗书诞生于公元398年,是国家图书馆馆藏年代最早的古籍之一。在修复这些古籍时,杜伟生曾意外发现,一些书页上均匀分布着烧灼后留下的窟窿。看着这些窟窿,他仿佛看见古人青灯黄卷、皓首穷经的情景,以及油灯不小心烧到书页时古人惊慌失措的样子。他觉得,这些细节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越修胆越小,越做越谨慎”

敦煌遗书最初修复时,采用的是行业惯用做法:将纸张搓薄,在后面贴纸,对古籍有一定的破坏。杜伟生说:“那时处于新老修复理念交替时期。接触了越来越多的珍藏古籍、了解了其他可能的修复方法后,我觉得自己越修越胆小,越做越谨慎。”

1987年,杜伟生成了古籍修缮组组长,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因他的坚持而暂停。1991年再次启动敦煌遗书修复时,他从前辈修复《赵成金藏》以及自己在英国修复敦煌遗书的经历中汲取经验,确定了抢救为主、治病为辅,采取最小干预的原则进行修复,最大限度地保护原作的内容、原料与装帧形式。

杜伟生带领组员以每月180米的速度修复敦煌遗书,一干就是10年。修复中,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种加蜡的硬黄纸,压干后特别容易裂开。经过反复琢磨,他摸索出“分段压平”的方法,成功攻克难题。

另一个绝活,是在修复《永乐大典》时被“逼”出来的。2002年,修复组决定采用不拆页的方式修复《永乐大典》。杜伟生只能把工具伸进古籍中间“掏”着补,并根据感受不断调整。今天,这种“掏补”技法已成为古籍修复的专业技法之一。

“这条路很窄,但是很长”

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从事古籍修复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古籍修复涉及文物学、化学、造纸学、艺术学等学科知识,具有交叉学科属性。国图新入职的修复师中,有许多学习化学、造纸等专业的高学历人才。一次,有位年轻同事利用显微镜观察纸的纤维结构,很快得出了纸张材质鉴定结果。这让一向根据经验“摸材质”的杜伟生深受触动,也倍觉喜悦。他觉得:比起修书,人才培养和技艺传承同样重要——“这个行业虽然不大,但只要有书,就得有人”。

现在,杜伟生有三四十个徒弟。他认为,培养修复人才必须把学校教育和学徒制结合起来:“专业院校的优点是博采众长,学徒制则能把师傅的技艺和工作习惯传给学生。”

“这条路很窄,但是很长。”杜伟生这样评价古籍修复行业。2001年,他执笔制定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这位毕生情牵古书的“古籍医生”,把赓续传统文脉看成人生大事:“这不仅是修复师的责任,更是时代的责任。”(记者 王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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