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间的写作与阅读

2020年的1月是不平静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蔓延，无数批医疗支援队入驻湖北，各省陆续1级防控，春节期间，各大公共场所及娱乐场所关闭，严防聚众式传染，人们走亲戚拜年改为网络拜年，在足不出户的这段封闭时期里，一群特殊的群体——作家与诗人群体，他们是怎么面对这次疫情的？

访谈嘉宾：向以鲜，诗人、四川大学教授。有诗集及著述多种，获诗歌和学术嘉奖多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同仁先后创立《红旗》《王朝》《象罔》等民间诗刊。

1.疫情防控期间，您的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向以鲜：没有人可以置身时代之外，无论是好坏，每一个人都投身或陷身其中。更没有人可以置身这场起于青苹之末而最终席卷全球的病毒风暴之外，谁都可能是下一个。自疫情暴发以来，我已和家人在赵公明元帅（传统中的财神爷)归隐的一座雪峰对面，差不多隐居了两个月。几十天来，断绝了所有线下社交活动，天天和家人在一起，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我发现家是一个可以折叠和打开的奇妙空间，有时很小很小，小到心尖尖儿上，也可以很大很大，大到无垠，堪与天地相往来。这样呆着，在某个恍惚的时刻，会产生一种浮想，这样呆下去真好！当然，这只是一瞬间的，这种建立在残酷之上的美好感觉，是不真实的，甚至是自私的！那么多人有家难回，那么多人，那么多父老乡亲，那么多兄弟姐妹们死了，那么多家庭散了。我想起里尔克的诗句：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只是，他们不是无缘无故地死，而是明明确确死于新冠病毒。

2.在此期间，原来的写作计划是否被打断或者由此开始新的写作计划？

向以鲜：这个倒是没有太大影响，时间有所推迟罢。原计划今年上半年完成《杜甫评传》的创作，看来这计划要拖到秋天了。

3.在此期间，您读了哪些书或作品？

向以鲜：为写《杜甫评传》做准备，重读清人杨伦的《杜诗镜铨》，大学时代打算背诵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作(当时的雄心是想成为史上继康有为之后第二个能全部背诵杜诗的人），几乎翻烂了这部简扼精到的杜甫诗集。同时翻检萧涤非教授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这部12巨册的著作，代表当今杜诗朴学硏究的最高成就。

我重读了师爷闻一多的《杜少陵年谱会笺》、刘文典的《杜甫年谱》，这是民国年间硏究杜甫的两个重要成就，还重读了冯至的《杜甫传》、洪煨莲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朱东润的《杜甫叙录》等。可以想像，我的创作压力有多大，我面对的，都是大师级人物。

4. 在此期间，您的写作有怎样的进展或者调整，变化？

向以鲜：基本上按计划进行，但计划不如变化，未来怎么样，谁都不清楚。

5. 通过这次事件，您觉得，一个作家应如何面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

向以鲜：身体与疾病，从来就与政治纠缠不清。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尤其是大规模的流行疾病，它的传播、破坏与控扼，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悲剧。我得承认：在剥夺人类自由方面（行动与言说甚至思想)，某些强大的力量与病毒之间会暂日达成共识，或者说成为临时同谋。

71年前，也就是1949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 (Theodor Adorno）在其《文化批评与社会》（后收入1955年出版的文集《棱镜》）一文中提出：“奥斯威辛后仍然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王家新译）和十四年之后另一位德国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平庸之恶”一起，成为二十世纪欧洲反思纳粹现象的两大著名观点。但无论是在奥斯威辛之前，之间还是之后，仍然在坚持写作的另一位德国犹太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存在，则是对阿多诺箴言的一个巨大反证。策兰的不朽名篇《死亡赋格》不仅证明奥斯威辛之后应该写作诗歌，而且可以写出伟大的诗歌。问题的关键不是应不应该写诗，而是要写什么样的诗歌！

1967年，策兰在其新出版的诗集《换气》书页留白处郑重地写下：“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阿多诺语）：这儿把‘诗歌’想象成什么了？胆敢从夜莺或是鸫的角度，用假设和猜想的方式来观察或报道奥斯威辛，这种人狂妄至极。”（王家新译）显然，策兰反对的是夜莺般的甜腻腔调。

用今天的话说，反对的是一些装腔作势或讨好卖乖的——这恰恰是阿多诺所要挞伐的一种“野蛮”行为。一个诗人或作家，必须直面社会重大事件，如奥斯威辛之后，必须写诗。灾难是一面犀利又清晰的镜子，它可以照见我们内心真正的善与恶，怯懦与勇气，且纤毫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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