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1月是不平静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蔓延，无数批医疗支援队入驻湖北，各省陆续1级防控，春节期间，各大公共场所及娱乐场所关闭，严防聚众式传染，人们走亲戚拜年改为微信云拜年，在足不出户的这段封闭时期里，一群特殊的群体——作家与诗人群体，他们是怎么面对这次疫情的？
访谈嘉宾：西渡，诗人、诗歌批评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写诗，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非文学编辑工作。2018年调入清华大学。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连心锁》《鸟语林》《风和芦苇之歌》（中法双语）《西渡诗选》，诗论集《守望与倾听》《灵魂的未来》《读诗记》，诗歌批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
1.疫情防控期间，您的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西渡：我平时也是宅在家里，现在也无非是宅在家里。从表面来说，我的生活并没什么很大的变化。当然，心理上的冲击肯定是有的。每一次重大的灾难事件发生，人性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都会得到充分的显示，所以你的心情不免在感动和愤怒、希望和绝望之间坐过山车。
2.在此期间，原来的写作计划是否被打断或者由此开始新的写作计划？
西渡：我原来计划在假期写几篇论文。这个计划完全泡汤了。武汉这个事情，我感觉会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有些东西，我们目前可能不大容易看出来。好坏不论，它一定会带来很多改变，包括人和自然的相处方式，人和人的相处方式（社会的和政治的），国和国的相处方式。有些东西确实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不一定朝着我们愿望的方向，有可能往好的方向改变，也有可能往坏的方向改变。这取决于我们的共同体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智慧。这方面一个作者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个人永远没有“势”的能量大。个人怎么做，也取决于他对这个“势”的判断。
这个重大的事件使许多东西集中暴露出来。它是我们观察人、观察社会、观察我们的文化境遇的一个时间窗口。我每天都花很长的时间关注朋友圈的消息。觉得重要的，我就做一些摘录，更重要的我会保存原文。我希望留下更多现场的记录。我们面临的情况：一方面信息太多了，另一方面遗忘太快了，信息消失的速度太快了——后浪对前浪的淹没，主动的和被迫的消失。与遗忘做斗争，是写作者的工作目标之一。很多事情发生了，就像没有发生一样，因为我们没有长记性。17年前有过非典的教训，因此建立了疫情直报系统，我们以为再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结果不但发生了，而且变本加厉。这是遗忘的教训。这一方面是我们的记忆能力不够，另一方面是我们的记忆在与个人的、团体的、社会的利益、利润的斗争中总是处于下风。我们在记忆和利润之间下赌，每次我们都赌输，血本无归，但是下次还是重蹈覆辙。这个机制值得研究。它应该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也应该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
正月里我写了一首计划外的长诗。也算跟这个事情直接有关吧。我过去也写过一些“时事诗”，但没有写过“灾难时事诗”。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没有写过一首诗，事后也没有。自然灾难是一个“非人”的事实，诗对于处理这样的事实并不擅长。当然，这次事情很不一样，它更多的是一个“人”的事实，而并非“非人”的事实。诗可以而且应该处理这样的事实，但处理的方式也需要探究，表达一些现成的、即时的反应，以证明一种廉价的在场感，对防疫、对诗都没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这段时间很热闹的“抗疫诗”。我认为诗对于抗疫是无效的，抗疫需要的是有效的组织，有效的行动和有效的药物。“抗疫”并不是使用诗歌、打开诗歌的正确、有效的方式。诗要解决另外的问题。“抗疫”以后的问题，人在正常环境下的存在问题才是诗关注的焦点。诗即使以“疫情”为题材，也必定要引向对普遍的存在的关心。“疫情”仅仅是诗考察存在的一个视点。实际上，“抗疫”中被忽略、被无视的那些不急之务才是诗关心的焦点。既然是不急之务，也就不必急着公之于众。所以，目前我没有把这个时期写的诗拿出来的打算。诗需要沉淀，需要时间的必要的修正。
3.在此期间，您读了哪些书或作品？
西渡：你这个问题给我很大压力。我看到一些朋友在朋友圈晒出疫情期间读过的书，陈平原先生也在提醒同学利用疫情多出的假期时间多读书。我真的很惭愧，我恐怕真的读得太少了。实际上，我在关注疫情消息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并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读书。每天我都感到时间不够用。人的时间恐怕总是不够，在这点上，上帝真是太吝啬了。
我主要读了一些诗论作品。黑格尔、马拉美、巴迪欧、阿多诺……的论文。我读得很慢。
4.在此期间，您的写作有怎样的进展或者调整，变化？
西渡：前面已经回答了。
5.通过这次事件，您觉得，一个作家应如何面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
西渡：我没有办法笼统地回答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重大事件，也有各种各样的作者。一个作者无须关心所有的社会重大事件。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对作家而言，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不应该以社会、政治、经济的标准来衡量，而要以精神的、心灵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多样而丰富的。应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他关心的事件和问题，允许他说话，也应该允许他不说话。在作家的心灵上，一间小平房的倒塌也许和一场战争有同样的分量。表态文学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成功。我猜想，疫情还没结束，大部分抗疫诗已经被时间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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