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收获》

海口网 http://www.hkwb.net 时间:2017-12-13 09:11

  袁敏

  多少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末席》。

  那是1982年秋天,《收获》杂志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峨眉山联合举办笔会,我接到了收获杂志社的邀请。

  其时,我正在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 (今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们那一期是编辑评论班,同学们基本上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文学期刊的编辑和评论作者,很少有人写小说。两年制的正规学习,学校管理很严,那次笔会时间又长,需要外出半个月,自然得向校方请假。一请假,班上就传开了,那个最年轻的闷声不响的女生要去参加《收获》的笔会。

  《收获》在我们每一个同学心中,就是文学最高的神圣殿堂,能被《收获》邀请参加笔会的,那还不得是文坛大鳄? 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女子,凭什么跻身 《收获》 作家队伍的行列?

  那一年我27岁,上学前是浙江省文学刊物《东海》杂志的小编辑,刚刚在《收获》上发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 《天上飘来一朵云》,只是一个初涉文坛的业余作者。而那一次的收获笔会大约邀请了二十几个全国著名的作家,他们的名字当时在我心中都是如雷贯耳的。我确实很惶恐,在这些文坛大腕面前,我就是一个羽毛都没有长出来的丑小鸭。很自然的,我总是躲在人后,开会老溜边,更不敢发言。

  到现在为止我都记得《收获》的两位老编辑郭卓和肖岱,郭卓老师慈眉善目,说话总给你一股暖意;而肖岱老师一头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白发,会让你觉得踏实和安心。当初我把《天上飘来一朵云》的小说稿寄给《收获》的李小林时,只是想听听她的意见,根本没有奢望自己的小说能在《收获》发表。没想到几天后小林就打电话来,说《收获》的其他编辑也看了我的稿子,让我到上海去修改。小林说的其他编辑就是郭卓老师和肖岱老师,我到上海后,在巨鹿路 《收获》编辑部所在的那栋古老而美丽的房子里见到了这两位老编辑,他们对我那部稚嫩的小说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修改意见,话都说得很温婉,很快就打消了我的紧张。那次笔会上,两位老师对我也很关照,他们大概看出了我的怯意和拘谨,总是很主动地和我说话,吃饭时还常常特意给我夹菜,一个劲儿地让我多吃。

  与会者中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女作家,剪一个清汤寡水挂面头,穿一件水红灯芯绒夹克,很松弛随意的样子。她大大咧咧地看着我笑,说:我以为我是末席,没想到来了一个比我还末席的。她这么“末席”“末席”地一逗乐,我也放松了。可不,我本来就是这次笔会的末席,好在来了一个比我也大牌不到哪里去的“次末席”,我总算有了一个伴,也不孤单了。

  一聊,原来她就是我喜欢的小说《田园交响曲》和《湮没》的作者韩蔼丽,当时她在《收获》也就发过这两部小说,和我一样,也是不能与那些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们相提并论的无名之辈。虽然我们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但同样都是误入文坛的小卒,却都有幸被《收获》邀请来参加那一次规格档次很高的笔会。很显然,《收获》看重的是作品本身,而并不在乎作家的名气。由此,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收获》阔大的气度和心胸,更对这本由巴金先生创办,堪称中国文学期刊龙头老大,却倾心培养和扶植新人的杂志,充满了敬意。

  从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毕业后,我又回到了《东海》杂志做编辑。虽然自己也算是浙江省第一个在《收获》上发小说的人,可谓起点不低,但由于杂志社的编辑工作很忙,加上自己也比较疏懒,创作上并无多大雄心抱负,几乎没有再写什么像样的作品。

  直到两年后,我再度进入北大首届作家班读书,班上的同学一个个才华横溢,创作成果斐然,自己相比汗颜。所以学校放暑假时,我去了北大荒的农村,一个蛮荒偏远贫穷的公社,那是我姐姐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我姐姐很要好的一个女同学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生了三个孩子,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她的命运坎坷,悲凉的人生充满故事。我在那里生活了一个多月,写出了一部中篇小说《深深的大草甸》。小说发给《收获》以后,很快就发表在1985年第一期的《收获》杂志上,后来小说还被上海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播放。

  后来,我因为家庭的原因,工作调到了北京,进入作家出版社做了图书编辑。新到一个单位,我不敢有半点懈怠地扑到图书编辑工作中去,心无旁骛,几乎把创作完全放下了。

  光阴荏苒,一晃十几年过去,我虽然在出版界做得也算出色,但自己一直向往的作家梦却渐行渐远。

  没有想到,《收获》并没有忘记我这个胸无大志,不勤奋不努力,这么多年也没写出什么东西的业余作者。尤其是 《收获》的主编李小林,我当年发在《收获》杂志上的那两部中篇小说,小林都是责任编辑,她的认真负责,她的文学涵养,她对小说提出的修改意见总是充满着真知灼见,让你口服心服,可以说她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她对作者的创作背景、创作能力,适合写什么样的东西,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库存等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所以,她和你对话总能有的放矢,一针见血,说到你的心窝子里去,总能把你的创作情绪一下子调动起来。

  2005年岁末,我接到早已是《收获》主编的李小林电话,约我将当年在《收获》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 用非虚构写出小说背后真实的故事。小林说,纪实的文字比小说更有力量,对于“文革”末期那段重要的历史,你是当事人,你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于是,我写出了《我所经历的1976》,发在2006年第六期的《收获》上。没想到文章出来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影响出乎我的预料。有一次我在上海市作协的楼里碰到王安忆,她对我说:我看了你的1976,写得好,比小说还好看。安忆的话让我意外,却也让我惊喜。

  不久,小林又对我说,大历史下小人物的命运才是发人深省的,这段历史改变了一批人的人生走向,你和我说过许多他们的故事,很精彩! 你在收获开个专栏吧。在小林的鼓励和敦促下,我于2006年在《收获》开出了“重返1976”的专栏。为了这个专栏,小林和《收获》给予我极大的包容和耐心,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动不已。

  那一年,我出任了浙江省大型文学双月刊《江南》杂志主编,工作繁忙,压力很大,几乎没有写东西的时间和心绪。常常到了要给《收获》交稿的时间,我这里还八字没有一撇。小林会一个一个电话来询问,但得知我还没写出来时,她也不会催稿或者埋怨我让栏目开了天窗,而总是很宽容地表示:那就等下一期吧。有时候,副主编肖元敏也会给我打来电话,但她和小林一样,只是很委婉地询问稿子进展,却从不催促。每次挂掉她们的电话,我都会自责不已。自己也是编刊物的,知道一个栏目等米下锅是什么样的滋味。但是小林和《收获》的编辑却没有一点责怪,依旧耐心地等待着我的下一篇稿子。

  “重返1976”这个专栏一共发了六期,本来准备开一年的专栏,结果却在《收获》整整横跨了三年时间,这大概在 《收获》也是没有先例的。2010年,这个专栏的文章沿用栏目的名字《重返1976》,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该书出版后,人文社在北京召开新书发布会,《收获》专门派了编辑钟红明前来参加,并在会上讲话。《重返1976》 面世后,当月就登上了新浪好书榜,出版社也多次加印。对此,我唯有感恩。若是没有小林,没有《收获》,也就没有这本书。

  2016年年初,小林此时已经离开了《收获》主编的岗位,但她还是给我打电话,说:你把《深深的大草甸》背后的知青故事用非虚构写出来吧,那一代年轻人的血泪青春不应该被湮没。没过多久,我又接到了新任主编程永新的电话,他问我,知青专栏的文章写得怎么样了?知青运动五十周年的时候,《收获》打算推出你写北大荒知青的专栏。虽然只是两个平平常常的约稿和询稿的电话,我却感受到了一本始终坚守自己文学品格的刊物,对一个普通作者沉甸甸的厚爱和期待,新老收获人的传承和接力,不经意间传递了《收获》一如既往的办刊宗旨和品位。

  今年是《收获》创刊六十周年,在庆贺《收获》诞辰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对她的深厚感情,我唯有更努力地写出不辜负《收获》,也不辜负读者的文字,才能稍稍心安。

[来源: 文汇报] [作者:袁敏] [编辑:王思畅]

 
独家访谈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公众场合第一次见到王元化先生的,当时我在《新民晚报》副刊部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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