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去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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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与家人  

  3月7日,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竺可桢诞辰127周年纪念日。

  对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来说,1949年是尤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选择留在了大陆;这一年,他离开了深爱的浙江大学。

  江山易手之际,走还是留,成了摆在许多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难题,但竺可桢很早就决定了,不会随国民党去广州或者台湾。竺可桢长女竺梅1946年随恋人胡鸿慈去了山东解放区,后来在大连不幸染病去世。1949年6月9日,竺可桢正在上海,当时上海已经解放,有人突然造访,据竺可桢日记记载:“未四点有人扣门,开视见一军人,服解放军装,细视知为鸿慈,一别三年余矣。坐定余询梅在何处?鸿慈云已物故矣。惊骇莫名。余最后接梅信在去年四月间寄平儿照片,函中(约)和平后再相见,不料竟成永诀。”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竺可桢无离开的打算,父女约定和平后再见。

  1936年,素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陈布雷推荐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经过慎重思考和多方咨询,又与蔡元培等人商量,竺可桢提出了三个条件,即“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条件大都兑现了,唯当年约定的“半年为限”一延再延,一直拖到了1949年。十几年间,竺可桢带领浙大四次西迁,颠沛流离,将一所地方大学办成了全国闻名的“东方剑桥”,竺可桢对此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1949年后,竺可桢打算一直留在浙大维持局面。4月26日,他听说沪上军警闯入上海交大逮捕学生,深为忧虑,于是连续造访了浙江省政府及保安司令部,直到得到“决不入浙大捕人”的保证方始安心。4月28日,教育部长杭立武电催竺可桢去沪,说“有要事相商”,29日又来电催促,在这种背景下,竺可桢独自一人离浙。

  竺可桢离开的时候大雨如注,似乎在暗示着什么。原定当天下午2点40分的火车,直到晚上11点14分才发车,车厢里大都是溃散的国民党官兵,据竺可桢日记描述,这些人皆神情颓废,毫无斗志。第二天中午12点半,火车始达上海西站,车站人满为患,竺可桢最后只能从车窗跳出脱身。下午3点与杭立武见面,杭提出要他到台湾或者厦门,这就是电报中所说的“要事”。竺可桢当即拒绝了杭立武的要求,并提出辞去浙大职务。随即竺可桢安排随从人员回杭州,转告夫人陈汲“决不去台湾或广州”。

  竺可桢在上海期间,傅斯年、杭立武等不断催其去台。5月6日,竺可桢偶遇蒋经国,蒋也劝他去台湾,但竺可桢还是婉言谢绝了。据浙大学生谢觉民回忆,多年以后蒋经国与他一起吃饭,曾当面告诉他:“当年我奉父亲命,邀请令师竺可桢先生前来台湾,可惜他未能前来。”

  竺可桢与蒋介石父子及国民党渊源颇深,蒋氏父子与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诸如陈布雷、陈立夫、朱家骅等皆浙人,和竺可桢有同乡之谊,他们在经费、用人等方面对浙大都有很大的照顾。但在1949年这个重要的关口,竺可桢还是与这些交往多年的旧交分道扬镳了。

  对浙大深厚的感情是竺可桢留下的主要原因,但他的这个选择也与共产党人对他的态度息息相关。关于此事,当时担任中共浙大党支部负责人的许良英多年后回忆说:“1949年元旦,我们用‘中共杭州工委’的名义给他(指竺可桢)和一批开明的教授发贺年信,并发动学生为他60岁寿辰开展全校祝寿活动。”

  5月26日,上海已经解放,竺可桢发现外面平静如常,公共汽车照常行驶,解放军在路执勤,纪律绝佳,也不扰民,竺可桢惊讶、新鲜的感觉在其日记中随处可见。

  6月中旬,中研院被接收;7月,竺可桢应邀北上参加科学会议,来到阔别十几年的古都北平;随后又去东北解放区参观、访问。此间,竺可桢与陶孟和、吴有训等人联名给旅居海外的旧时同事和友人写信,告诉他们,“于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动员他们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在这段时间里,竺可桢不断听到浙大师生要求他回校的声音,有人甚至发起了请他回浙的签名活动。对于这一切,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感受:“余甚为感动。”

  开国大典后不久,竺可桢得知自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协助郭沫若工作,不可能再回浙大了。

[来源: 海南日报] [作者:王凯] [编辑:余冰月]
 
独家访谈
孙皓晖毫不思索地说:“客居海南多年,我一直有个心愿,想为海南历史题材的创作贡献一点力量。很多人可能都淡忘了两任伏波将军率领水军下海南的那段历史,但我想在适当的时候把这段历史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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